当年读金克木的《谈外语课本》，对他提到的一个朋友非常感兴趣。“我有个朋友学过不止一种外语，而且学得不错。他常对我说，自己脑筋不灵了，学不好什么学问了，只好学点外语，因为学外语不费脑筋。”对费尽心思而学不好外语的人来说，会觉得这话有显而易见的凡尔赛成分，进而想追问，“谁敢夸这海口？是说胡话还是打哑谜？”这个哑谜，金克木自有解答，有心人可以去翻看。相对于这个哑谜，我更想知道的是，说这话的究竟是何方高手？

金克木的文章也有一种“互见”法，此处没提名字的人，有时候会在彼处出现。在自问自答的《如是我闻——访金克木教授》中，他就说出了这个朋友的名字:“在沙滩北大认识了沈仲章。他是北大物理系毕业，跟刘天华学过音乐，在刘半农的语音乐律实验室工作，对学外国语有兴趣。英文从小就会，还学别的。他说自己现在头脑不行，只能学学外语，因为学外语不用脑筋。”从这段话看，沈仲章不但会多种外语，还具备多项技能，他的人生究竟是怎样的呢？今幸有其女公子沈亚明所著《众星何历历:沈仲章和他的朋友们》，让我们的好奇得到了相对满意的回应。

沈亚明自小跟随父亲，听他讲了很多自己的故事，在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1966年至1973年间和1985年，沈仲章又有两段时间相对集中讲述自己的经历，沈亚明和其他协助者都有录音并做了记录，因而留下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。尤为可贵的是，作者的写作并不只是口述自传，而是结合父亲的经历，追查甚至考证各种材料，复原当年的各种历史场景，勾勒出了一个大时代中卓越人物的面影，让我们鲜活地感受到了这位名声不彰者的闪耀之处。

沈仲章生于1905年，他开始学外语，其实只是出于一个年轻人无来由的上进心。“父亲少年时在上海的一家洋行当学徒……他的英语最初是下班后，从办公室‘字纸篓’里捡出破纸片自学的，年少时不知天高地厚，听说读写都敢试。”后来，这个连小学毕业都“不算”的年轻人，凭借自学来的英语，居然考进了唐山大学，并于三年后转考入北京大学。在北大的这段时间，沈仲章熟悉了法语和德语，并学过梵文、拉丁文和古希腊文，“据父亲学生时代老友说，父亲可以‘对付’十几种”。谦虚的沈仲章说，“年轻时好奇好学，多‘碰’了几种外语。不料传闻在外，有些年少气盛的学生不服气，会出其不意地拿些较偏僻的语种来考他。他同样年少气盛，也不服输，好在印欧语系中的许多语种相近相通，连蒙带猜，竟译个八九不离十，于是名气就更大了。‘盛名’之下，父亲不得不‘真’的多学一点儿”。

据沈亚明推测，沈仲章能用于对话和阅读的外语，有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意大利语、世界语和马来语。其他涉猎过的语种，包括瑞典语、日语、八思巴文和斯拉夫语系的若干语种，另外还有阿尔泰语系等。虽然数量之多已足够让人吃惊，但大概仍然不是全部。沈仲章“碰”过的不少外语或少数民族语言，应该跟金克木相似，都是以用为先，“要用什么，就学什么，用得着就会了，不用就忘了，再要用又拣起来”。书中提到一个细节，尤其让人感佩:“父亲晚年又‘碰’过日语，起初我家多人一块儿开始学，我浅尝辄止，父亲比我学得久也学得好。那时父亲学日文的促因之一，可能是友人罗传开有不少日文资料，介绍西方音乐的较新发展。”

我有点怀疑，沈仲章这种上进心和以用为先的方式，也正是他娴熟各种技能的原因。尽管手头的这本书主要写的是沈仲章跟北平学界的师友之谊，包括跟陈寅恪、胡曲园、周祖谟、徐森玉、钢和泰等人的交往，从中就已经能够看出沈仲章的多项才能了。除了上面的多种外语翻译，沈仲章还曾从刘天华学二胡和小提琴，在刘半农的语音乐律实验室工作并随其到塞北调查方言民俗，协助欲把中国戏剧推向西方的洪涛生筹建剧团，参与斯文·赫定将查勘队所获文物带回瑞典研究的商讨……以上所说，只是沈仲章年轻时各种活动的一部分，这里不妨再提一事。1984年，做过居延汉简研究的劳榦致信沈仲章，感谢他抗战期间秘密救护汉简的工作:“在当时香港的局面已经十分危险，在人手不足情形之下，把工作匆匆中结束，真是好不容易有此成绩。……至于我所经手印出的，还是您从香港寄来的反面照片再转成正面。”

我们当然可以把以上多姿多彩的活动，看成一个年轻人因精力无限而做出的选择，那后面提到的两件事，就不能用精力来解释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沈仲章几乎倾其积蓄购买了米友仁《云山墨戏图》和黄公望《天池石壁图》，却并没有据为己有，只自己拍了两张照片留念，便无偿捐给了故宫博物院。在最艰难的日子里，他仍会把自己有限的补助款留出一部分，以备从事古琴者中有“更需要”的人和事。如此行为方式，大概只能用品性来说明了。书中附有林友仁、刘立新撰《沈仲章生平纪略》，提到一个细节，或许可以旁证以上推测:“他收购的大量珍贵书籍，没有一本盖上‘沈仲章藏书’的印章。他认为‘书，不是藏的，而是要用的’。对于研究者，他从不吝啬，但他决不能容忍这些用以学问的书被埋没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。”

如果非要强调个人选择，那或许可以说，沈仲章的多种才能，是因为他不试故艺。说得更具体些，其实就是他以“做事”为先的态度:“父亲回避名气地位，原因之一就是为了‘做事’。父亲一再言及，有了名气地位就麻烦了，人事方面就复杂了，‘我就不能真做事了’！”不止如此，除了“生性不在乎名分，只求把事情办好”，“综观父亲的一生，不声不响，尽心尽力地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事，不胜枚举”。或许这就是沈仲章夫人讲的，他一直对人慷慨，对己节俭。书中刊出的一张四人照片里，另外三个人均已站好，只有设置相机的沈仲章立足未稳，“父亲乐于为别人服务，总把自己放在最后……以至‘留影存照’时，‘本人还没来得及站好’”。这也就怪不得平生好友金克木说他，“一生好交朋友，却从来不说自己的事。他做的事只有他的好朋友才知道”。

这样性情的人，自然容易在每个可能的节点上，都是虽不可或缺但一直待在角落里，因而不为人所知也就不难理解了。我们读沈仲章的生平不难发现，如此一生实在难以归到某个领域或某个类别，大概只能照沈亚明说的，他“one of a kind”。这些自成一类者的存在，挽救了诸多濒临消失的东西，弥补了不少大事的漏洞，在某些时刻温暖了人的心，让世间少了些遗憾，可以供人从容走过。这样的人，当然不应该被遗忘，甚至值得更深入地考察，以便留下更多值得回味的东西。书的献词引希罗多德的话，“但愿人们之所历不随日久而消失……所作不因无闻而湮没……”。那些动人的故事，将在不断的推敲和讲述中重新栩栩如生。(黄德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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